北大人的敬业

北京大学即将迎来她的百岁华诞。我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清华大学外语系调入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到目前，我在北大已度过46年。远在我来北大工作之前，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已和北大人有过不少的接触或听到过他们的名字或事迹，对他们一直怀着仰慕之心。这些人包括我的亲人、师长和同窗好友等。我的伯父李博（约祉）和我父亲李协（仪祉）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毕业生。我在西安上小学，七岁开始课外阅读。我读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人杨振声先生写的反封建婚姻小说《玉君》。杨先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位北大名人。我父亲的同学和挚友王烈（霖之）先生系北京大学地质系创办人之一。他于1926年曾介绍我父亲短期来北大物理系任兼职教授。我上清华大学以后，对北京大学的了解开始逐步加深。我的大一国文老师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另一位北大毕业生俞平伯教授当时也在清华任教，我去旁听过他讲的《论语》课。朱自清先生于1936年春曾邀请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来清华做学术讲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大教授讲课。朱自清先生曾在大一国文课堂黑板上写了卞之琳先生一首短诗，让学生解读和分析。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北大毕业生青年诗人和翻译家卞之琳先生的作品。我进一步阅读了“汉园三杰”中其他两位北大毕业生何其芳和李广田的作品。

我上清华二年级时，必修“西洋哲学史”课。这门课本由张申府（松年，张岱年先生的长兄）先生讲授。由于张先生和他的夫人刘清扬女士因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被宋哲元关入监狱，冯友兰院长不得不请人来代替张申府先生讲课。他请到新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贺麟先生来清华兼课。当时贺先生任教于北大哲学系。一次，我在清华工字厅西客厅吴宓教授书斋里向吴先生请教时，碰巧杨丙辰先生来访吴先生。杨先生又是一位我曾见过的早期北大教授。

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吴宓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北大历史系教授毛子水先生，并曾去旁听过毛先生讲授的“科学史”课。1937年11月初，我随吴宓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自长沙赴南岳。汤先生和吴先生是清华学堂和美国哈佛大学两度同学。在南岳山上，我有幸听到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的讲课。

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时期，三校名教授云集，教学质量堪称国际上第一流，同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勤奋学习、研究，基础理论和基本功结实，牢靠，有些成果几乎能和国际研究前沿接轨。

我于1946年赴美国深造，入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

我于解放初（1950年）回到北京，受聘于母校清华大学外语系，任副教授。如上所述，我于1952年自清华调入北大西语系工作，至今近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所目睹或耳闻发生在北大的好人好事，多不胜书，美不胜收。我觉得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敬业精神。

在马寅初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期，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同志虽日理万机，仍亲自下到教室，检查教学质量和效果。1954年的一天上午，他曾来到我为中文系和俄语系学生讲授的“外国文学”课堂上，站在教室后排，旁听了十几分钟。江书记不仅重视教学，也关心科研和学术讨论。他曾来到中文系举办的一次《红楼梦》讨论会上，从始至终坐在那里静听，最后还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

教师当中，体现敬业精神的例子非常多。在西南联大时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吴达元先生辛勤不懈地从事科研和笔耕。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举行30周年校庆学术讨论会，达元先生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帕斯卡的激情论对高乃依悲剧的影响》。这篇论文对当时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如何深入研究外国文学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院系调整时，达元先生任清华外语系系主任。来北大西语系后，他担任北大西语系副系主任（冯至先生为系主任），分工主管教学和科研，担子很重。他仍担任本科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教学，指导研究生研究和青年教师进修，同时还继续深入研究法国文学，从事文学翻译。1962年，达元先生的译作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被中国青年话剧团采用为话剧脚本，在北京公开上演，特邀达元先生担任顾问和指导，受到观众和戏剧界的热烈欢迎和赞誉。由于过度劳累，达元先生不幸患了喉癌，但他仍坚持工作，参加联合国会议文件的汉译，并与杨周翰教授和赵萝蕤教授三人共同担任《欧洲文学史》（高校文科教材）的主编，合力保证了该教材的高质量。

北大人的敬业精神是北京大学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是需要实干的事，不是说了就算的。让我们共同敬业、求实、开创、革新、团结、奋进，走向21世纪更光辉的未来！